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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治理“两法”保障下共治模式探讨

发布时间: 2015-03-28 09:19:43 浏览数: 作者:梅山群 徐凡*
       [摘要]近年来水污染事件频发,公众对水环境安全的担忧加剧。以水环境治理为重点的执法、司法工作在立法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两法”之间由于在程序衔接、信息共享、技术互通等方面缺少可操作的机制,“两法”的实践效果未能充分发挥。本文就“两法”保障机制的构成,探讨相关机制下通过社会公共干预、市场力和公众参与的共治模式,实现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建立对水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经济。
  [关键词]水环境污染治理两法共治
  我国是水资源较为匮乏的国家,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2700m3,为世界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的28%。我们不仅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客观条件,环境恶化和水体污染更直接威胁到水资源的长期保有和有效利用。近些年,部分地区为发展地方经济,忽视了环境的治理和水资源的保护,水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各地出现的水污染事件已经为此敲响了警钟。水利部曾经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的水资源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不容乐观: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水污染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生存环境,水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水环境治理的法律困境与进展
  司法遏制是对所有失范行为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力,但一段时间里,环境刑事司法在水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有限。以浙江省为例,2010年5月至2013年4月,全省法院共受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件仅5件18人,这与同期频现的环境污染事件存在巨大落差。司法机关办理污染环境刑事犯罪案件普遍存在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问题,究其原因,环境刑事司法难作为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立法规范对污染环境刑法适用的标准过高。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统一了刑法中环境污染犯罪的认定标准,但是所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使污染环境行为入罪的标准限定过高。以彼时的罪名,污染环境行为要入刑,必须要有相当的损害后果,且根据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要求,这种损害后果与污染行为必须有因果关系的证明。环境污染是个长期的过程,损害后果也往往是多因所致,“很多情况下,被害人的损害是由于多个环境污染或开发建设行为的复合效应而造成,环境侵权的上述行为特点导致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异常复杂”。
  二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不畅。环境污染类犯罪的侦查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环境执法部门的环境监测和执法活动应是发现这类犯罪的主要来源,而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两法”之间缺乏可操作的工作机制和规范,如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过程中采集证据的采用,对执法阶段鉴定结果的采纳,还有案件的移送方式与监督追责等都没有严谨细致的规范程序。以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为例,因为行政执法人员不具有侦查人员的主体资格,以之前的刑诉法规范,这些证据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而证据转化缺乏法律依据。侦查机关重新收集证据在环境污染案件中难以实现,很多证据是即时性的,如企业偷排行为,如果不能立即固定证据,将难以从新收集。
  针对治理污染环境类犯罪存在的法律困境,我国已经在立法层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在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了重大修改,将罪名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随着罪名的变更,构罪标准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为适应刑法修正案的实施,2013年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两高解释最显著的作用就是对污染环境的犯罪查处和入罪更具有操作性。两高解释入罪标准规定了入罪的行为,不再要求直接的损害后果,如新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污染环境罪从结果犯变成行为犯,只要有相应的行为,就可以定罪了,这便于更严厉打击环境犯罪、从源头控制环境犯罪。
  另外,针对“两法”衔接中最突出的证据规则做出了规范,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诉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刑诉法的修改部分解决了环境案件中取证方面遇到的问题,使证据的转化有法可依。而针对环境案件中存在的鉴定难和重复鉴定的问题,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做出进一步规定,如环保部门在平常的大气、水体、土地等监测过程中取得的数据,只要经过省级环保部门的认定,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刑事司法领域对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和对专门性问题进行的检验、鉴定、检测结论的采纳更具有开放性,经过严格审查分析并转化的书面证据可以大大促进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应用。随着环境类犯罪入罪标准的变更和“两法”衔接机制的推进,环境刑事司法有了积极的进展,我院自2013年10月至2014年12月即已接办环境污染案件17件49人。
  二、我区水环境犯罪治理现状
  1、水污染案件分析
  第一、水污染成为环境污染案件的重心,重金属污染是主要形式。从接办案件情况看,17起案件全部涉及水污染,且都属于重金属污染。污染范围从地表到地下,从内河到江面不仅波及范围广,致害后果也特别严重,这与水体形态和重金属特性有关。重金属进入水体后发生迁移、浓集与转化,“可以通过复杂的食物链(网)进行转移。金属通过食物链在生物界迁移转运过程中,还可逐级浓集放大。”理论上,所有重金属都能通过生物体迁移,而重金属会在某些有机体中富集起来,经食物链的放大作用,构成对人体的危害,如淡水鱼可富集汞10000倍、镉3000倍等。17起案件中多数企业属于金属加工或电镀加工生产行业,在各类金属加工工艺中,经过酸洗排放的废水废液重金属含量远高于安全水平,并在一定环境中浓集。如含铬工业废水是环境铬污染的主要来源,“镀铬工艺只有10%的铬附在镀件上,有30%~70%的铬随着生产废水排出。”根据国家污水排放标准,总铬不超过1.5mg/L,总镍不超过1mg/L,而查获的部分企业所排放污染物的重金属含量甚至超过相关标准的千倍以上。2014年2月环保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被告人黄*开设在郑*村白水矿山边的电镀厂,经检验,该厂界外排放口提取到的废水总铬含量达到6350mg/L,山脚下排放口提取的废水总铬含量达到6760mg/L。铬金属对人体的危害已经在实验条件下充分验证,如三价铬可以对胎儿产生致畸作用,六价铬则是强致癌物质。
  2、无(许可)证生产经营问题突出。在17件环境污染案件中,除去1件属于排污许可证过期,2件是因为操作工人或企业经营者未按照污水处理程序处理工业废水,另有3件未经工商登记的无证经营活动,其余案件都是生产单位取得了工商登记,但是未获得环保部门排污许可证而非法排污。从事高危行业的企业在取得工商登记,但登记信息未及时被环境监管部门掌握,是导致部分环境污染犯罪发生并长期存在重要原因。
  3、犯罪主体多样性,作案手段具隐蔽性。犯罪主体既有从事金属加工、电镀等相关行业的个人或企业,也有专业从事污染物回收利用和处置的公司。涉案企业及个人或将污染物排入市政网管,或私设暗管,或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排放废水,还有专业从事回收处理废污的企业直接把污染物倾倒入外水江面。如王*其污染环境案,王*其开办在其开办乙*精密铸造公司从事金属加工,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洗外滴液和冲洗废水直接排至由不锈钢板铺就的地面,废水经缝隙流入不锈钢板下的简易集水坑,再直接以渗漏方式排入地表。一些致污企业为逃避监管,采取的手段较为隐蔽,这些偷排行为很难直接从地表发现,只能由环境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
  4、重特大案件、窝案频发。一年多来,我区接连发生两起重特大案、窝案。2014年7月,我区查获温州中金**科技环保有限公司非法倾倒固体危废一案。该公司系温州市唯一一家从事环保行业金属回收再利用公司,主要业务是从电镀污泥及其他固废物中提取有价金属,并对污泥作无害化处理。该企业承揽了全市及周边地区数百家电镀、不锈钢企业产生的电镀、酸洗污泥,日均接纳近300吨。因该公司污泥处置工艺尚有瑕疵,环保部门责令其今年4月起停工技改。但中金**公司并没有停止回收业务,法人代表江*指使下属直接倾倒入瓯江固体危废近万吨,交由无资质公司处理的危废有6000吨。目前,该案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上网追逃1人。2013年10月,我院受理李**、方**、袁**等人污染环境一案,在没有营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被告人李松林等人承揽多家金属加工企业的生产废酸处理业务。被告人方**、袁**等人作为企业负责人,为节省生产开支,在明知被告人徐**、李**无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委托其处置生产废酸,该案8人受到刑事处罚,涉及生产企业5家。
  二、水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1、致污企业监管不到位,发现并查处不够及时。环境管理及保护有着“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特点,我区经济又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从某种程度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但部分案件暴露了环境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部门间信息不畅通,导致监管出现盲区。部分涉事企业已经取得了工商登记,但未获取相关排污许可,也未安装必要的治污设备。根据工商登记的信息,其生产经验范围涉及污染物的排放和处理,而环境监管单位对这类致污企业的信息掌握不及时,相关监管单位未能对这类高风险的企业有效管控。如王*其环境污染一案,被告人王*其所经营的温州乙*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在进行不锈钢酸洗过程中产生大量废酸,企业开办至今一直未安装污水处理设备,直到2014年4月被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查获。二是对致污企业的巡视排查力度不足。有排污许可的企业的监管也不容疏失,个别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设备维护和使用不规范,污水处理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出现了偷排漏排等违法行为。
  2、多头管理导致权责不清,未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目前,水环境治理尤其是对污染物的处置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除了环境保护部门,水利、海洋、行政执法、国土等部门在相关区域内都被赋予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职能。环境行政执法政出多门,执法活动“各自为政”问题突出,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等现象。温州中金**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一案暴露出环保职能不能统一出现的监管漏洞,嫌疑单位接到环保部门的技改通知仍然没有停止回收业务,而污染物的运输过程并不在环保部门的监管范围,使嫌疑单位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将一万六千吨的固体危废通过工程车运送到船只上。这些电镀、酸洗污泥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在运至瓯江江面倾倒时,利用了环境保护、海洋等部门之间执法交叉且缺乏协作的条件,多次作案,造成特别严重的污染后果。
  3、行政执法监督不到位。污染水环境等犯罪行为难以禁止,不仅与部门之间职能不清有关,还与环境监管部门行政执法的监督有关。行政执法监督主要有内外监督两个方面,内部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监察或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外部则分为权力机关即人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以及舆论与社会的监督。实践情况看,外部监督的作用和效果有限,如人大对行政行为多从宏观上进行监督,对个案的关注明显不足,而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因监督效力缺乏保障,也难以从根本上对行政权形成制衡。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要使检察权正确发挥制约行政权的作用,尚需要具备对行政执法开展监督的法律支持以及在执法信息共享的技术准备。
  4、环境侵权及损害赔偿未得到充分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活生存所必需,因此环境安全是社会公共需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应拥有支配环境、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针对随意污染环境、妨害我们舒适的生活或想妨害我们生活的行为,以这一权利为根据,拥有请求排除妨害或预防妨害的权利”。公众平等享有的这一权利被叫作“环境权”,环境权逐渐在理论和实务中被认识和采纳,成为公共管理和公众维权的法理依据,为环保领域无过错责任原则提供支持。正因为“环境权”的双重属性,环境法的法律责任亦为社会责任,对环境的权益保护出现公权和私权的融合趋势。“环保领域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如‘两罚制’、‘惩罚性赔偿责任’,这些制度不能归入公法也不能归入私法。”多重权益的保障使致污企业不仅受到行政处罚,还应对公众受损的权益进行赔偿,在复杂的环境诉讼中,公权涉诉具有实质上的作用。这种国际上较为遍行的作法需要严谨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由于“两法”衔接机制不健全,公益诉讼、支持诉讼缺乏操作性规范,行政执法及司法机关难以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发挥应有作用,公众的私权诉讼缺乏有力的支持。近些年环境污染案件频发与违法成本低有着直接联系,个别人认为只要受到刑事处罚,就不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使个别生产单位及个人不惜以身犯险,黑作坊、黑电镀厂成为环境安全的严重威胁。
  三、水环境治理的共治模式
  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人权益,环境发展与经济发展从对立到协调又需要长期博弈的过程,因此,环境治理包括水环境的保护是多方作用的结果。从当前水环境治理的情况看,水资源的有序、可持续性利用需要社会公共干预、市场力和公众参与三个层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1、“两法”保障下的社会公共干预
  社会公共干预的核心是国家以社会管理者身份对社会生活进行的调控、调解、管制,实现对资源合理利用的社会调节功能。在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社会公共干预主要通过行政执法、刑事司法、行政许可等手段实现,而“两法”的衔接与保障对干预目的实现的意义毋庸置疑。优化“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实现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实现社会公共干预对水资源的高效治理,笔者认为可从执法资源整合、行政执法监督、技术信息联通等层面实现“程序的衔接”。
  第一、整合环境执法部门的力量,实现污染监管零缝接。从移送司法机关的17起环境污染案件看,在10件案件中,涉案的企业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时间在一年以上。无证企业规模小,流动性大,污染物排放存在发现难、查处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即使获得了许可证,少数企业为降低成本,利用工作日以外时间进行偷排,或者利用监管漏洞违规处置污染物。针对行政执法部门存在执法空隙的客观情况,有必要整合执法资源和执法力量,并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建立“零缝接”的监管体系。部分企业利用执法活动的时间空档违规排污,而环境执法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兼顾,因此探索建立联合值班巡逻机制,保证所有时间段执法力量的及时到位。同时,实现环境实时监管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如开放举报微信公共号,及时获取突发的偷排线索,借助定位及数据通信技术,在风险点安置环境检测设备,实现监测数据的实时获取。
  第二、是加大执法活动信息披露力度,发挥“两法衔接平台”作用。环境监管失职主要有两者表现形式,一是乱作为。个别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不规范行使环境监管职权,如违规发放排污许可证,违规出具环境评估报告等。二是不作为。环境执法是环境刑事司法的前置,而环境监管是发现环境污染的主要途径,个别监管部门不正确履行应尽的监管义务是导致环境污染行为难以遏制的原因之一。“两法衔接平台”是实现涉嫌犯罪案件网上移送、网上办理,案件信息的流程跟踪和监控,防止以罚代刑,从而建立起事前预警、事中监督、事后控制的科学监管方式和全社会的犯罪预警防范体系。两法衔接平台”包括了执法办案系统的建设和数据链接平台,使行政执法到刑事司法实现信息的同步和共享。同时,“两法衔接平台”增加行政执法部门的履职透明度,可以有效规范相关执法活动。
  “两法衔接平台”推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当前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情况未能及时掌握,使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很好发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提供了契机,而执法办案信息的披露与执法办案数据平台的运行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要节点。相关执法活动及时录入办案系统,案卡信息包括现场采集的证据资料、损害后果的评估、处罚的建议或结果,对情节较为严重不移送司法的行政执法案件必须有详细说明。检察机关通过接入行政执法办案端口,掌握行政执法案件处理情况。如发现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行政不作为、弄虚作假或不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违规情况,及时发布预警,通过检察建议、检察约谈、线索移送等途径对渎职行为采取对应手段。
  第三、完善公益诉讼和支持诉讼的相关法律规范。环境污染类案件危害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对环境破坏大。污染物可引发人体伤害和财产损失,但从受害者方面,对污染企业和个人提起损害赔偿难度较大。环境污染波及地域大,受害人分布广,个体诉讼利益所占比小。另外,个人提起诉讼面临取证难、环境检测费用过高等实际困难。检察机关和环境监管部门通过公益诉讼和支持起诉,对受到污染侵害的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救济,同时也使污染行为在受到刑法追诉的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第四、建立统一的环境风险与损害评估与鉴定机制。当前环境污染诉讼在需要解决法律、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一般民事侵权不同,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害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损害,即对人身和财产的损害,还应包括对环境本身的损害,对相关损害进行科学、权威的评估和鉴定就极为重要。目前,环境损害方面的司法鉴定主要包括微量物证(室内环境检测、有毒有害物质鉴定、海洋环境污染鉴定等)和生态环境损害(第四类)两大类。微量物证鉴定在测定有害物质对健康和财产损害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对环境侵害具有的长期性、潜伏性、持续性所致的长远损害认定不足,更无法对污染修复与生态恢复方面进行精确的测定,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完善的环境司法鉴定管理体系。环境司法鉴定管理体系通过统一认证和管理逐步建立权威的、标准化的鉴定评估机制。统一认证需要以规范化标准对各地各领域的鉴定人员及实验室进行认证和资质授予,厘清各个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避免重复建设和标准不一致导致的鉴定结论的冲突。
  2、水环境治理的市场力作用
  环境作为资源,必然要与经济开发等活动结合起来。市场作为现代经济的支配力量,决定了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离不开市场力的作用。市场力区别与社会公共干预,并不以强制性的规范作为手段,而是“利用市场主体减少成本和追逐利润的动机,设置某些制度运用市场力量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力的特点就是用经济杠杆或者市场的自我规范,引导企业走向环境友好型的运营模式。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可以运用市场力作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水环境的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一是根据市场主体成本控制规律促进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的建设。经济规划部门在进行产业布局时,充分考虑产业之间的互补作用,进行严谨的环境工程设计。即审批项目时,考虑致污企业的上下游关系,遵循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的设计理念。清洁生产要求致污企业内部就进行工艺的改造,减少淘汰有毒的原材料,减少排放物的毒性和数量,把环境因素纳入到产品与服务的设计考量当中。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则改变线性的生产模式,通过上下游企业和产业群的吸纳,形成企业间的共生生态系统。“一个企业的废物成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材料,企业间能量及水资源梯级利用。”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就是实践的主要形式,通过生产物料及信息的联通,在产业群间形成共生关系,可以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降低企业成本,也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二是建立市场准入、强制保险等环境安全保障机制。食品安全领域通过相关认证,使更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进入流通流域。同样的,对一些特种行业、产品有必要以行业认证等方式限制违规企业、来源不明商品进入主要流通市场。如电镀等金属加工行业的治污成本较高,如在中金**公司非法倾倒危废一案中,生产厂家委托中金**公司处理污染物每吨开支需800元,厂家正常无害化处理,成本约600多元,而中金**公司将危废直接倾倒到瓯江,成本只需约50元。违规企业逃避环境责任,以低价进入市场,使规范企业的商品出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从而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为规范市场,有必要通过行业规范和市场准入机制,通过生产条码和认证证书追溯产品来源,排除不符合环保处理要求的商品进入主流渠道。
  环境责任保险则是一项基于环境权救济的市场手段。环境侵权与致害后果、来源的认定过程较为复杂,且环境污染致害的范围可能较广,普通的侵权赔偿办法无法满足公众对环境权的保护要求。环境权的救济除了诉讼后的赔偿意外,还应有前置救济手段。诸如电镀等高危产品生产企业,无可避免产生剧毒类的废料,“危险物质的排放属于民法上的‘高危作业’,在一定程度上,高危作业具有原罪,即便是合法排放,其后果仍然难以控制。”因此,有必要对特殊行业企业在申请危险物质处理许可证时可以要求购买环境责任保险。
  3、水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已经是国际上通行的作法。环境问题关系到普通公众的生存与生活质量,无论从公众的知情权还是参与权方面看,公众参与已经是不可回避的制度安排。公众参与的主要意义是“通过体制内的最大限度参与,可以实现社会民主,增强社会资本,以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在高水平的层面上实现;通过公众参与,可以保障公众的私权、社会全以及公民权;可以避免政府失灵——官僚主义、寻租现象等;也可以避免市场失灵。”笔者认为,公众参与可以从两个层面实现。
  一是公众监督权的实现。公众监督首要的是知情权的充分获取,良好的信息沟通是避免误解和恐慌的必要条件。近年国内多地出现群体事件,集体排斥一些化工项目的落地,就是与信息不对称和对权威发布的不信任引发。2014年10月,宁波镇海因一项PX项目距离居民区太近引发集体上访,此前,在大连、厦门、成都、南京、青岛、漳州也发生反对PX项目的案例。通过环境社团组织和公众主导的健康危险度评价行使环境监督权,将相关权益纳入制度安排,实现体制内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利于消除公众对环境的过度忧虑。环境社团组织的活动已经为公众熟知,因为社团组织的自治性质以及独立的立场,可以获得公众较大的信任度。公众主导的健康危险度评价则是公众环境权和环境意识的体现,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入,人类生活与公众环境中解除的外来环境物质种类更加繁多,其中性质各异的化学物质达到几百万种,并且以每年千余种新化学品种的速度增加。公众对环境物质影响的担忧已经上升到相当的高度,由公众主导、机构参与、政府引导支持的健康危险度评价*应成为常态的安全评估机制,有利于疏解公众的心理焦虑。
  二是公民诉权的实现。公民诉权与单一的“公民自力救济”有所区别,当受到环境污染损害时,公民环境权的实现需要在法律、技术、专业意见等方面得到足够支持。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利益,但可助益公众环境权的实现。一方面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天然的联系。实现公众环境权需要排除侵害健康和舒适生活的污染行为,公益诉讼本身就是制止侵害环境的违法活动。一方面公益诉讼的过程可以减轻公众提起损害赔偿的诉累。环境侵权的认定和评估涉及深奥复杂的专业技术和工艺,公众无法获知生产者所排放物质的组成,公益诉讼的过程就可以对这些技术和侵权责任进行厘清,能很大程度上减轻公民提起诉讼的难度。
  在公益诉讼以外,在水资源保护领域,还有必要完善支持诉讼制度。环境诉讼与一般侵权诉讼有很大不同,环境损害涉及到人身、财产以及环境长远利益等方面的损害,且环境污染的表现形式和承灾受体上呈现出多样性,其证明过程需要专业性的技术和法律支持。同时,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主体一般为公民个人与致污企业,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不对等,受侵害的普通民众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公民个人提起环境侵权诉讼需要对污染行为与造成的损害后果负有举证责任,而环境污染往往受害面广,潜伏时间长,损失较难量化,造成当前多数环境污染案件中公众侵权损害诉讼缺失。为维护诉讼公平,公共部门应加强对弱势当事人的帮助,最有效的方式是提供支持诉讼,环境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可以在法律援助、技术鉴定等方面提供支持,从而使公众个人或团体具有与污染企业相称的诉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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